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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12位顶级思想家:疫情后的世界,可能和你设想的截然不同
2020-04-03 14:14:55   作者: itforex   评论:0 点击:

导语:《外交政策》请教了12位世界顶级的思想家,询问他们对疫情后的世界的看法。新冠疫情像柏林墙的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而这在很久之后才会显
导语:《外交政策》请教了12位世界顶级的思想家,询问他们对疫情后的世界的看法。 
 
新冠疫情像柏林墙的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而这在很久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外交政策》请教了12位世界顶级的思想家,询问他们对疫情后的世界的看法。 
 
1、斯蒂芬·马丁·沃尔特(Stephen M. Walt是哈佛大学教授,著有《同盟起源》、《革命与战争》、《以色列游说团和美国外交政策》。)
 
一个不怎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
 
疫情将加强民族主义。各种类型的政府将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危机,许多政府将不愿在危机结束后放弃这些新的权力。
 
疫情将加速权力、影响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韩国和新加坡的应对措施最好。相比之下,欧美的反应缓慢而随意,进一步损害了西方“品牌”的光环。
 
不会改变的是世界政治根本性:冲突。
 
2、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是英国的国际关系专家,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院的主任。)
 
新冠疫情可能是打破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公共和政治压力,已经使许多公司对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产生了问题。现在,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公司和社会加强其应对长期经济自我孤立的能力。
 
世界似乎极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的互利全球化。
 
如果没有动力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很快萎缩。这样,政治领导人将需要巨大的自律才能维持国际合作,而不是退缩到公开的地缘政治竞争中。
 
向他们的公民证明他们可以应对疫情危机,将为领导人带来一些政治资本。但是那些失败的领导人会发现,很难将甩锅给他人。
 
3、克什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学者和前外交官,曾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目前是亚洲研究院的杰出研究员。)
 
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新冠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变。
 
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已经失去了信心,无论有没有特朗普。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失去信心。为什么不?这里有更深的历史原因。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全球参与的结果。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文化自信心的爆炸式增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竞争。
 
因此,正如我在新书《中国赢了吗?》中所述,美国有两种选择。如果其主要目标是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它将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零和地缘政治竞赛。但是,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和社会情况,那么它应该与中国合作。
 
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但是,鉴于美国对华恶劣的政治环境,这种明智的选择可能不会占上风。
 
4、吉尔福德·约翰·艾肯伯里(Gilford John Ikenberry是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民主国家会变得更加民主。
 
短期内,这场危机将为西方战略辩论中的所有阵营提供助力。民族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主义者,甚至自由派国际主义者都将看到新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观点具有紧迫性。
 
鉴于正在遭受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崩溃,除了加强民族主义,大国竞争,战略脱钩等运动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
 
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会经历一系列类似1930-40年代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由一系列的脆弱感驱动的。最初的反应可能是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脱颖而出,找到一种新型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国际主义。
 
5、 莎侬·欧尼尔(Shannon K. O’Neil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一个无党派外交政策人士)
 
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下降,但供应稳定性会提高。
 
新冠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础。公司现在将重新思考并缩小多步骤,多国家的供应链。
 
更多的公司将要求更多地了解其供应的来源,而这将以效率为代价。
 
各国政府也将进行干预,迫使他们认为的战略性行业制定国内后备计划和储备。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下降,但供应稳定性会提高。
 
6、Shivshankar Menon(曾任印度外交部的外交大臣,著有《选择:印度是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
 
三件事很明确。
 
首先,新冠疫情将改变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政府的力量会使得社会发生转变。政府在战胜疫情及其经济影响方面的相对成功将加剧或减少安全问题以及近期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
 
无论哪种方式,政府都回来了。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独裁者或民粹主义者并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疫情。最早做出成功反应的国家,例如韩国,一直是民主国家,而不是由民粹或独裁领导人统治的国家。
 
其次,这还不是互联世界的终结。疫情本身就是我们相互依存的证明。但是在所有政体中,已经有了向内,寻求自主权和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我们将走向一个更贫穷,更卑鄙和更小的世界。
 
最后,有希望和理智的迹象。印度主动召开了一次所有南亚领导人电视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如果疫情使我们认识到在面临全球性问题时应进行多边合作,那么它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7、约瑟夫·塞缪尔·奈(Joseph Samuel Nye Jr.是美国政治科学家。)
 
美国将需要一个新战略。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侧重于大国竞争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疫情显示了此策略失误。即使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它也不能独自行动来保护其安全。
 
正如理查德·丹齐格(Richard Danzig)在2018年总结的问题:
 
“21世纪的技术在其分销和结果方面都是全球性的。他人意外释放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和辐射,可能成为我们和他们共同的问题。所以,协同的报告系统,共享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是减轻我们众多共同风险的手段。”
 
对于像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跨国威胁,仅仅考虑美国有着超越其他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与他国一起学习权力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利益的定义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
 
新冠疫情表明,我们目前的战略不适合这个新世界。
 
8、约翰·艾伦(John R.Allen是退休的美国四星上将。)
 
胜利者将撰写新冠疫情的历史。
 
那些凭借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公共卫生能力而更加坚韧的国家,将取得比那些经历了更具破坏性结果的国家更大的成功。
 
对一些人,这将是民主、多边主义和全民医疗保健的最终胜利。对另外一些人,它将展示果断,权威统治的好处。
 
无论哪种方式,这场危机都将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改变国际权力结构。新冠疫情将继续减少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看来,疫情可能会大大降低全球经济的生产能力。
 
这种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及贫穷工人占比较大的国家尤其巨大。反过来,国际体系将承受巨大压力,从而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稳定和广泛冲突。
 
9、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是美国作家,1996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
 
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崭新的舞台。
 
疫情对于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根本冲击是,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极易受到破坏。因此,疫情不仅会产生持久的经济影响,而且将带来更根本的变化。
 
全球化使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及时交付市场,从而避免了仓储成本。搁置超过几天的库存,会被认为是市场失灵。
 
疫情已证明,病原体不仅可以感染人,而且会毒害整个实时分销系统。
 
考虑到自2月以来世界经历的金融市场损失的规模,当公司从疫情中走出来时,对即时模式和全球分散的生产会持保守态度。
 
结果可能是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供应链离家更近了,并充满了冗余以防止未来的破坏性事件。这可能会削减公司的短期利润,但会使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10、理查德·内森·哈斯(Richard Nathan Haass是美国外交官。)
 
更多失败的国家。
 
我认为此次疫情会使,大多数政府转向专注其境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境外发生的事情,至少是今后几年。
 
鉴于供应链的脆弱性,我预计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将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更加反对大规模移民;以及对于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更少的意愿或承诺。
 
许多国家将很难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失败的国家将更加普遍。
 
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欧洲一体化的减弱。
 
从积极的一面看,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所加强。但是总的来说,植根于全球化的危机将削弱,而不是加强世界各国的应对意愿和能力。
 
11、克里·史可(Kori Schake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未通过领导力考试。
 
由于美国政府狭隘的利己主义和没有能力,将使得美国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
 
如果让国际组织提供更多和更早的信息,可能会大大削弱疫情的全球影响,这将使政府有时间准备和将资源定向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美国本可以组织的事情。
 
因为美国未能通过领导世界的考试。
 
12、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是哈佛大学教授。)
 
迄今为止,国际合作严重不足。如果美国不能搁置关于谁对这场危机负责的口水战,并更有效地领导起来,那么它的信誉可能会大大降低。
 
如果欧盟不能为其5亿公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援助,将来各国政府可能会从布鲁塞尔收回更多权力。
 
在美国,最紧要的是联邦政府提供有效措施来遏制危机的能力。
 
 
 
此外,重点推荐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20年3月17日发表的一篇雄文《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他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 即B.C-Before Corona 和A.C. — After Corona。这是否是耸人听闻之论?作者用指数的概念来理解病毒的扩散危险性,但同样期待指数力量带来的治疗的可能性。此外,作者借用了Michele Gelfand教授的tight society和loose society的文化差异来理解不同国家当前抗击疫情所采取的方式,并简述了这种文化差异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请各位读者批判阅读,去伪存真。

 

 
 

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

 
 
文 / 托马斯·弗里德曼
 
在新冠肺炎危机爆发前,我正在构思一本新书,关于21世纪的政党;但鉴于当下传染的全球蔓延,很显然,无论你目前正要写什么非小说类的著作,停下手来!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新冠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甚至压根没有开始去思考,但是存在一些趋势,是我正在观察的。
 
 
 

1、 尚且未知的未知

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讨论了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联。自此起,世界已经越变越平,各部分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深。呜呼,当我刚开始动笔这本书的时候,Facebook刚刚上线;twitter不过是一个发音;“云”仍然飘于空中;4G是一个停车场;Linkedln是一个监狱。对大多数人而言,App就是你发给大学的申请,Skype是一个错别字,Big Data是一个说唱明星。而iPhone也不过是乔布斯的秘密项目。
 
所有这些连通世界的工具,更不必说全球贸易和旅游,都在2004年后取得爆炸性的增长,世界也因此真正连成一线。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今天的星球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是在很多方面的相互融合。
 
这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但这同样意味着,当某一地区出现问题时,比起从前任何时候,麻烦都能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并且更容易。因此,在中国,一只携带病毒的蝙蝠咬了另一只哺乳动物,这一哺乳动物又在武汉的野生动物市场上出售,从而使得这些动物的食用者感染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几周后,我身边所有的公立学校就都关闭了,即便身处于贝塞斯达,我也不得不同每一个人保持六英尺以上的距离。
这也恰恰正是这场病毒危机还未结束的原因。计算机科学家Bill Joy,Sun microsystems(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样对我说:“过去几周的流行病蔓延,实际上并不令人意外,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我们现在已然到达了这种地步,即我们所有的联锁系统——每一系统都各自有其反馈机制——全都正在关闭,以某些无法预见的方式。”这势必会诱发某种随机且混乱的后果,诸如医护人员无法照料到儿童。
 
 
 

2.指数的力量

人类思维最难掌握的现象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一种东西能持续不断地加倍再加倍,例如一场肆虐的流行病。我们的头脑就是很难理解,如若我们现在不采取抑制措施,美国已经确诊的5000例病毒感染者会如何迅速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释我们当前面临的指数威胁——这种方式,也恰恰是唐纳德·特朗普这样时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能理解的。这一说法同样来自Bill Joy:“这一病毒就好似一个放高利贷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我们借了1美元(出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接下来的40天,我们坐视不管,所以现在,我们就欠债7500美元。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三周才还款,我们最终的欠款就接近100万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减缓传染速度,要测试每一个可能感染的人,这是一切的一切。输掉了这场战役,也就输掉了一场战争。
 
正因为如此,我所关注的唯一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美国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数与为救治他们所需的综合医院及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之比例。如果在该病毒感染达到峰值之时,第二个数字大于第一个数字,即所提供的床位数足以接纳这些病人,那么我们可能安然过关,否则,我们就将在传染的高峰陷入大混乱。
 
 
 

3.好的指数

当然,还有一项指数,可能最终会拯救我们:摩尔定律,由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在1965年所提出,这一定律认为,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能力每两年将翻一番,因为微芯片可以封装更多数量的晶体管,越来越多。
为了解释摩尔定律可以让所有的事物都变得更好、更智能、更迅捷,英特尔公司让自己的工程师以1971年生产的甲壳虫汽车为模型,计算出如果该车以1971年以来的微型芯片提升的相同指数速度提高,那么发展至今天会是什么样子。英特尔的工程师们所作出的最乐观猜测为,今天的甲壳虫汽车的速度约为每小时30万英里,每加仑的油耗可以行驶200万公里并且它的费用仅为4美分。
 
这就是工程学上的指数效用正面力量所在——它也可能被用来帮助我们更加快速地治疗新冠肺炎及研制疫苗。
 
Takshashila 机构,是印度班加罗尔的一个独立研究中心,该机构负责人Nitin Pai周日在livemint.com网站上写道:“计算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彻底改变了病原体的检测、发现和诊疗,也改变了疫苗的研发生产过程,使其受制于一个类似摩尔定律式的周期。近期的流行病,从SARS开始,包括H1N1、埃博拉、寨卡在内,以及现在的2019年冠状病毒,将会为生物学和流行病学领域注入更多人力、智力。”
 
但是这足够快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研究中心的研究员Gautama Mukunda指出,即便在当今的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仍然没有疫苗来防控艾滋病和疟疾——两种我们已经抗争许久的广泛的重大疾病。的确,科学的发展终将会使我们达到能够研发出疫苗的时刻。但问题是,这仍然是异常、异常困难。”
 
 
 

4.美国的文化或政治会因为新冠肺炎而发生根本转变吗?

我确信,有一个政治笑话,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再讲了——往常竞选时,他们会说,“嗨,我来自政府,并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借此揶揄并抨击联邦政府、政府官僚,从而博得观众大笑。
 
我们终将会度过这次危机,因为在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的大政府中的济济人才与无私奉献:科学家,专业医疗人员,应对灾难的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这些特朗普试图革除的人员。现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制药公司来拯救我们。
 
在新冠病毒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亦可能发生变化。我的朋友,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我们的世界》一书的作者。
 
在上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Gelfand教授回忆道,她和同事在数年前曾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在那篇论文中,她们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教授指出,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
 
Gelfand教授说,很明显,在那些周知的紧密型社会,如新加坡……展示出对2019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应。
 
与此同时,白宫在协调方面的缺陷与鲁莽的公众人物——例如Larry Kudlow, Sean Hannity, Laura In­graham, Rush Limbaugh, Kellyanne Conway, Devin Nunes以及甚至是特朗普本人——最初希望把这一病毒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或指责那些急于采取行动的人带有某种政治动机,都加剧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
 
所以,Gelfand教授总结道:“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一代”就这么做过。当下属于我们的时刻,我们能做到么?
 
 
 

5.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

有数以百万的企业主和雇主,用借来的钱投资于他们认为会增加价值的长期资产——一只股票、一家公司、一个住宅、一家饭店、一家商店。这些钱他们现在无法偿还。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其银行防止其崩盘,我们不仅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我们还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现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花光最后一笔薪水后仍然有米下锅。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国会采取了迅速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
 
收紧我们的文化,同时放松我们的钱包,以上两点,我们做的越多,那么在新冠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越强大,也越美好。

来自筑梦师 综合自:外交政策 阿尔法工场 活字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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